《里外》——解读香港西九龙规划设计国际竞赛

解读香港西九龙规划设计国际竞赛事件

 

 

先不谈项目方案本身。香港政府选择这三家公司:Norman forster、许李严以及OMA——这事本身是有一定的政治及市场考量。对于一般人来说,这些方案都太专业,看不懂。而且这个项目涉及的费用太高昂,可以说是一块大肥肉,弄不好会有人因此丢乌纱帽。因此,我们也可以将它看成一场具有政治意义及市场推广力的角逐。就像美国选总统一样。

 

先说Norman forster。在四五年前,他们就已经夺得了西九龙项目竞标的第一名了。当时的方案继承了他们一贯的风格,代表了商业社会的需求,是前香港势力(回归前香港)的代表。

 

Norman forster扎根香港多年,比如新机场、汇丰大厦等项目都是他们做的,深获香港上层社会的支持。在人脉上也吃得开,97年前后几乎是香港绝大多数重大项目的候选选手,政府内部的人就比较熟悉他,在决策层面占据了有利位置。

 

然而,这对于他来说未必是件好事,比方说,香港新机场项目的时候,有人就认为他们是代替英国政府来花掉香港的财政储备(纳税人的钱)的。如今到了第二轮方案的时候,也看到他面对这一劣势所做出的努力。比如说在第一轮竞赛的时候,他做了一个高科技、高碳的方案,有一个大天篷,投资以及维护成本巨大,引来香港社会的诟病。但是在第二轮方案中,他来了个180度的转变。因为香港虽然有70%的绿地,但是基本上都是山,人们要上去比较费劲。结合了维多利亚港沿海地带没有太多让人们亲近自然的问题,在这个方案,他要建一个像纽约中央公园一样的大型的公园,将建筑物都藏在里面。另外在对外推广的时候,他们还动用了漫画的手法,使方案能更容易被一般市民所理解,应该很得民心,方案胜出的机会也很高。但是这在学术层面是毫无建树的,基本上他只是遵循了业主的要求去做,并没有体现出当地文化价值。

 

严迅奇是香港人的骄傲,获得香港的中、下层市民的支持。他出身普通的市民家庭,靠自己努力在20多岁的时候就赢得了巴黎歌剧院竞赛,与另一名法国设计师并列获得第一名。虽然后来密特朗总统选择了法国设计师,但这给严迅奇奠定了国际的声誉。而这么多年来,他的作品也在商业市场上找到了自己的定位。

 

但是他的方案有一个很大的问题。他所做的正是Norman forster已经抛弃的方向:将西九建设一个巨构建筑。我认为他在尺度上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,整个设计过于密集,并且欠缺文化区的感觉。

 

OMA一向以超前的理论与乌托式的狂想著称,富有前瞻性的文化关怀。代表着未来。3年前,我曾在里面工作,对于他们还是比较了解的。虽然在做CCTV大楼之前公司的建成项目规模都不太大,现在已经在国际上、学术界获得极高的声誉。然而对于大多数香港市民来说,OMA还是比较陌生的公司,因此对他的态度是中立的,OMA需要尽快的铸造他对香港市民形象。

 

看得出OMA是很重视这个项目的。一年前,他们的香港公司就已经成立,短短的时间内,人数也扩张到40人的规模。这也和他们正在操作SSE(深圳证券交易大厦)、水晶岛以及竞标前海项目有关,是OMA第二度向中国的转移。听说库哈斯在做方案推荐前就连续通宵了2个晚上,这对于一个已66岁的老人来说很不容易。

 

去年的香港设计营商周(这是香港在国际设计学界最重要的活动之一),可以看到,OMA在这中间的努力。就好像一个电影大片推广发布会一样,他们邀请了很多著名的设计师、学者参加活动的论坛,为OMA客串捧场,最后以库哈斯的西九龙方案构想演说作为压轴大戏。而在今年的威尼斯建筑双年展上,他们通过展示了从2005年以来AMO在全球文化保护上的研究再一次推广他们的西九龙方案。(现在文化保护的概念不同以往了,以前是要上百年的东西才有保护的价值,现在20年的事物可能也被列入这个保护的范围内——这和整个社会越来越快的更新节奏有关。)库哈斯也因此获得了威尼斯建筑双年展终身成就奖。在市场推广的角度来看,实际上OMA的策略是将战线从香港本土延伸到国际舞台上来, 以弥补他们在香港本土影响力的不足。

 

我认为库哈斯本质上不是一个建筑师,而是个观察家和社会学家,他对与建筑的形式,建筑的技术问题的兴趣远远不及他对于社会,政治及文化的敏锐。他明确的认识到, 西九龙文化娱乐区计划是香港在经济上失去地缘优势、中转港重要性渐弱的尴尬局面中的一次文化复兴的图谋。香港人需要重新自我定位,寻找身份。

 

作为外来者,他被香港的平民文化、阶层的混杂、城市公共空间的利用模式的特点而兴奋。因此,在他的方案中我们也可以看到里面有村落的结构、体现平民权利的设计,而且也将香港街道的特点,空间乃至生活移植到方案中。OMA的方案就好像要将“2块钱的煎饼果子”做成“20块的麦当劳”一样。他们的工作是提炼了香港特有的的文化元素,并且将其包装放大变成可以推广的,足以令香港人自豪的文化品牌。它担任着重塑地区文化自豪感的责任。而OMA的方案就深刻地了解这种心态。

 

但是我担心当地的居民未必买账。就像西方人认为北京的胡同很美,但是胡同里的居民却着急着搬出去一样。“围城心态” 可能导致香港人会对OMA这个方案给出的答案感到失望,他们可能不明白为什么要在西九龙再度重复复制“典型香港”, 他们可能更像要一个类似Foster所兜售的 “非典香港”。

 

(应“里外”杂志之邀,刊登于“里外”015期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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